赏析

第一部分即是第一自然段，重点突出了永州之蛇的特点。

开头至“无御之者”，极力刻画出蛇的毒性异常，令人闻之色变。接下来至“杀三虫”写出了蛇的功用异常。而这也是造成永州捕蛇者命运悲剧的重要原因：封建统治者征集异蛇，每年征收两次，可以抵消应缴纳的租税。作者仅用“争奔走”三个字，就写出了永州百姓争先恐后、冒死捕蛇的情形。百姓惧怕原因即繁重的赋役。文章开篇即写毒蛇之害以衬托重赋苛政之害。捕蛇以抵赋，蒋氏之祖、父死在这上头，而蒋氏却甘愿干此差事，衬托出“赋敛之毒有甚于蛇毒”。

第二部分从“有蒋氏者”到“又安敢毒邪”，是写捕蛇者自述悲惨遭遇，笔法曲折。是全文的重心。

先说蒋氏“专其利三世矣”，但这是以他祖父、父亲的死于非命和自己的九死一生为代价的，不能不说是一大讽刺。既然这样，好心的作者准备帮他解决困境。出人意料的是，蒋氏“大戚”，并“汪然出涕”，开始了沉痛的陈述。蒋氏的这番话大致有以下几层意思：一是恢复他的赋役将会使他遭遇更大的不幸；二是蒋氏祖孙三代在这个地方居住长达六十年，亲眼看到同村的人因为缴纳赋税，背井离乡乃至十室九空，而只有自己因为捕蛇才得以侥幸生存下来；三是凶暴的官吏到乡下催租逼税时飞扬跋扈，到处叫嚣，到处骚扰，弄得鸡犬不宁；四是说自己愿意一年当中冒两次生命危险去换取其余时间的安乐。

第三部分即文章结尾段，是议论和抒情的完美结合。作者听完蒋氏的话后，深受震动。引用孔子的话可谓恰到好处，由“苛政猛于虎”类推出“孰知赋敛之毒有甚于蛇毒乎”这一结论，并且用“蛇毒”衬托“赋毒”。“故为之说，以俟乎观人风者得焉”则是作者写作此文的根本目的。从中可看出作者的无奈：自己如今位卑权轻，无能为力，只有寄希望于那些视察民风的封建官员。卒章显志的同时也增强了文章情感上的感染力，读来令人倍感愤懑。

蒋氏的这番话，继续运用对比的手法：以他“以捕蛇独存”和乡亲们“非死则徙”相对比；以他“弛然而卧”和乡亲们的惊恐相对比；以他“一岁之犯死者二”和乡邻“旦旦有是”相对比，说明捕蛇之不幸，确实“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

文章从多角度进行对比，从各层面揭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死亡与生存的对比：文章以其乡邻60年来由于苛赋之迫而“非死则徙”的遭遇与蒋氏“以捕蛇独存”的状况作对比，触目惊心地表明“赋敛之毒有甚于蛇毒”。乡邻的痛苦是“旦旦有是”；而蒋氏“一岁之犯死者二焉”。诸多对比有力地突出了文章主题。

捕蛇者说：https://www.gushilai.com/wenyanwen/bushezhoshuo.html

柳宗元：https://www.gushilai.com/shiren/liuzongyuan.html

《种树郭橐驼传》是唐代柳宗元的作品。该文是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论色彩的传记文，一个讽喻性极强的寓言故事。郭橐驼种树的事迹已不可考，后世学者多认为这是设事明理之作。该文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道的记叙，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是“养树”的法则，并由此推论出“养人”的道理，指出为官治民不能“好烦其令”，批评当时唐朝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行为，反映出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和改革弊政的愿望。

该文是柳宗元早年在长安任职时期的作品。郭橐驼种树的本事已不可考，后世学者多认为这是设事明理之作，该文是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而为言的。中唐时期，豪强地主兼并掠夺土地日益严重，“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仅有一点土地的农民，除了交纳正常的捐粟外，还要承受地方军政长官摊派下来的各种杂税。据《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各地官僚为巩固自己的地位，竞相向朝廷进奉，加紧对下层的盘剥，于是“通津达道者税之，莳蔬艺果者税之，死亡者税之”，民不聊生。这就是柳宗元写作该文的社会背景。

柳宗元在参加“永贞革新”前两年，即贞元十九年至二十一年（803—805），曾任监察御史里行，是御史的见习官，可以和御史一样“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可以到各地检查工作，民事、军事、财政都可以过问，品秩不高而权限较广。这篇文章，可能就是在此期间写的，是针对当时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现象而作的。这篇文章可以看成是柳宗元参加“永贞革新”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