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译文

昆明人钱沣御史去世了，他的儿子还年幼，它的诗集散落遗失，长白人法式善祭酒，赵州人师范县令，为他搜集整理，只找到一百多首，辑录成两卷．钱御史曾经为自己取号叫做“南园”，所以为它取名叫做“南园诗存”．
当乾隆末年，和珅掌权，作威作福，朝中官员中如果有耻于走他的门路不想通过他得到提拔重用的已经难能可贵了．至于刚直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能够在奏章中公开批评他过失的人，只有钱御史一人罢了．如今嘉庆皇帝已经即位执政，扫除奸邪佞臣，多次提拔从前不受利益诱惑的官员，可是钱御史偏偏在这之前就去世了，不能得到嘉奖并记功录名，这怎么不让人悲痛呢．
钱沣当初凭御史的身份上奏山东巡抚国泰的罪行，高宗皇帝下令和珅与钱沣一起前往处理，路途中衣服破旧，和珅拿来衣服请你换上，钱沣最终拒绝了．和珅知道不能私下求情，所以审理案件时不敢不公正（徇私舞弊），国法得以伸张．那以后钱沣被提拔到通政副使，做湖南提督学政，这时和珅已经是位高权重，他不能找到钱沣的缺点来陷害钱沣，就借湖北盐政的过失削减钱沣的官级．钱沣不久遭父母之丧，服丧期满，补任部里的司官．高宗皇帝知道钱沣正直，再提拔他做御史，让他在军机处当值．钱沣上奏和珅和军机大臣常常旷职的过错，皇帝就下诏告诫、责备他们，认为钱沣说的对，和珅就更加怀恨钱沣．可是高宗皇帝知道钱沣贤良，他们诬陷钱沣不成，于是凡是军机处中劳累辛苦的事，大多交给钱沣去做．钱沣家中贫穷，衣服单薄，却常常天不亮就入朝当值，天黑才离去，最后积劳成疾而去世．当时皇帝仁爱明察，国家法纪还在，朝中大臣中虽然对先生怀有怨恨，但也没办法驱赶他离开朝廷，只能让他受劳累、受屈辱罢了．而钱沣受到他们的刁难，却不能再多活几年，留下自己的性命来等待公论大白天下之时，使国家让你发挥出所有聪明才智，同僚都能看到钱沣有所作为．悲痛啊！悲痛啊！
我在辛卯年做会试阅卷官的时候认识了钱沣，过了四年，我就回去了，于是没能再见到钱沣．我对与古诗文的观点，钱沣听到以后很喜欢．钱沣的诗特别苍郁劲厚，深得古人为诗之道．读书人如能像钱沣一样立身行事，确实不会凭借善于作诗才得到尊重．可是看到钱沣的诗，也足够信任他的为人了．我从前听到钱沣去世的消息，已经作诗哭祭他了，如今看到钱沣的诗集，于是又为它写序言来抒发我的悲痛之情．

我恭敬的给覃溪先生您写信（再拜，谨上覃溪先生几下应是信件开头的敬辞）。昨天相见，承蒙您的教诲，用作文章的方法勉励我；今早起来又收到你亲手写来的信，鼓励帮助更加周到，若不是非常爱护我，希望我在不足之处得到长进，怎么会这样做呢？我确实感激厚望，不敢忘怀。虽然如此，但我听说现在天下擅长于射箭的人，他们的方法是：肩膀放平，脖子摆正，腰以上挺直，腰以下像石磬一样向后弯曲，左腿支撑，右腿弯曲；将箭发射出去的时候，身体一动不动像枯槁的树干一样。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射箭。老师弟子之间递相传授，都是这样而已。至于索伦人、蒙古人射箭，歪着头、斜着肩、弓着背，发射的时候嘴和眼睛都动，看到的人没有不笑他们的。然而索伦人、蒙古人却射得远，射得深，射得准，世上射箭的人，往往比不上。那么，射箭没有固定的法规，也就很明白了。
道有正确的，有不正确的，技巧有高明的，有不高明的。诗文，都是技巧。技巧精妙的一定和道相近。所以诗文作得好的，命意一定很好。文字，如同人的语言。如果有精神气质充实其中，那么看他的文章，即使千百年之后，也会觉得像这个人站在这里跟他说话一样；没有精神气质，就只是堆砌字句而已。文章和文气互相制约而成为文辞，然后才会有声音节奏高低起伏的法度，反复进退的姿态，色彩斑斓的光华。所以声韵藻色的美，都是适应意和气而随时变化的。这样怎么可能会有固定的法则呢?
从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赵宋、元、明一直到现在，能够作诗的恐怕有数千人，而诗作得最好的，不过几十人。这几十人，他们的诗文体制固然各不相同，所相同的地方，不过是意和气能足以统帅文辞罢了。人之常情都执着于自己入门学习的东西，以为它们是正确的，而认为别人所学的都是不正确的。如果换上别人来看，也会是这样的。譬如会划船的人希望废除车马，会驾驭车马的人希望废除船只，却不知道这是不可以的。我确实不擅长于写诗，但作诗也有几十年了。到京师，看到各位才士贤者的诗作各不相同，也各有各的长处。就是那经常见面的五、六个人，都是我希望能吸取他们的长处而以之为师的。虽然这样，但要让我舍弃我平生所掌握的东西而仅仅去效法一个人，那我还不知道要去跟从效法谁人。
近来承蒙先生真心地教导，而我却把心中所想深藏起来不告诉您，就是欺骗您啊，这是我不敢做的，所以最终把我的愚见陈述出来，请您体察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