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译文

大受兄：承蒙来信，给予我的恩惠甚多。然而你对我的称道太多，难道这就是所说的诱导他而想让他达到这种境界吗?不敢当，不敢当!从你的称道中我私下先取一两条接近我的情况的，那就是在对交友之道的忠诚而绝不背后另搞一套这一方面，和我的情况稍微接近。这也不过是我内心之所好罢了，我坚持这么做，却不敢说自己能做到这样。不敢当，不敢当！
至于以急切追求富贵利达而救世为事业的，那都是圣人贤士之事业，都是知道自己的智谋能力能够胜任的人。像我韩愈，又怎能做到这一点?与你初相识之时，我正十分贫困，衣食均有求于人。此后又在汴州、徐州相见，当时我都是做幕僚，每月有一定的俸禄收入，与之前相比，富裕了大约百倍，但是您看我的饮食穿戴，有什么不同变化吗？既然这样，那么我的志向，或许不是为此而热衷努力，我之所以念念不忘求官上进的原因，也是想将自己的小志向能在圣贤的大志向中实行啊。这不是一下子就能说清楚的。
大凡祸福凶吉的到来，似乎都不取决于我自己。我想，君子遇祸是其不幸，而小人得祸应是常理；君子得福应是常理，而小人得福应是侥幸，根据他们的实际作为而自取祸福。如果一定说“君子就是得福，小人就是遇祸”，那是绝对不可以的。贤与不贤取决于自身，而富贵与贫贱、遇祸与得福则存在于上天，名声之好坏则取决于他人。取决于自身的，我将勉力而行之；取决于上天、取决于他人的，我将听凭上天、他人而不用力去争取。这样，我所坚守的难道不就简单而容易实行了吗？你说：“命运的困顿与显达，取决于自我。”我认为此说未必合于常理。你用前世的例子做证明来谈论此事，那是很明智的；如果说：“以修养道德为自己的责任，祸福的到来，可以不关于心。”这样说是可以的。
我现在居住在穷僻荒凉之所，出门没有驴马可骑，因此与别人多断绝往来，一室之中，有可以自得其乐之事。你庆幸我又脱离了徐州兵乱之祸，那就不该安然而居、迟迟不到我这里来!

《与李翱书》这篇文章没有韩愈别的文章（如：师说等）在现代有深渊的影响，但是其中得某些思想也是值得肯定的。痛定思痛这个成语就出自本篇文章“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后经过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的发展，形成了现代我们所熟悉的成语——痛定思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