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这篇文章是司马迁在自己生命遭受极端摧残之后写的。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司马迁认识到生与死的价值，并作出了毫不含糊的解释。这种人生观发扬了孟子“生”与“义”的精神之髓，并将其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作者从生命历程与创作的关系上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愤怒出诗人”的文学创作规律。他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写道：“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用诗一般的语言，高度评价屈原的一生，是写屈原，也是在写自己。“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话体现了作者对统治者有清醒的认识，看透了这个社会。

司马迁是叙事的高手，《报任安书》这篇作品把事件叙述得凄婉动人。“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这段叙述，激烈悲壮。叙述是抒情的基础，情生于事，叙事以抒情；事随情陈，写情以染事。本文把叙事和抒情融合在一起，“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这既是叙述又是抒情，如怨如慕，如泣如诉。

本文是书信体。书信最适合任意挥洒，不受羁绊。在信中，司马迁借任安要求其“推贤进士为务”，陈述了自己不能听从的理由，由此引发了一大篇愤激之词。他写了自己所受到的冤枉，虽然没有直接表明自己是受冤的，但处处暗含着怨怼之气，表现了作者骨子里不认为有罪的倔强性格。本文写了自己对人生价值的探索，点明了中华仁人志士生死观的内核。本文写了作者身残志坚的英雄气概，在耻辱中写完了煌煌巨著《史记》。本文写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既有对世态的感叹，也有对任安的委婉责备，都通过书信的形式，向朋友道来，激越雄壮，如江海波涛，汹涌澎湃。

本文所表现出来的超越时代局限的历史穿透力令人感佩不已。作者对汉武帝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全文无一处盛赞之语，处处是怨尤愤懑。“未能尽明，明主不晓”；“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这些语言实际是对汉武帝的控诉。作者写《史记》不是为帝王树碑立传，也不是为将相歌功颂德，而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者希望“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报任安书：https://www.gushilai.com/wenyanwen/baorenanshu.html

司马迁：https://www.gushilai.com/shiren/simaqian.html

《高帝求贤诏》是刘邦称帝十一年（前196年）二月发布的诏书。先写古人用贤成就功业，继之写自己用贤平定天下，最后表示欲安定天下而急需求贤的诚意与急迫心情。

汉高祖刘邦出身于泗上亭长，在秦朝末年起义，用三杰，定三秦，消灭项羽，最后登上帝位，建立汉朝。他懂得任用人才是取得胜利的保证；得天下以后，要巩固封建统治，使天下长治久安，就要有贤才作为辅佐。本文是他在全国范围内征求贤才的一道诏令，他以周文、齐桓自许，用古代贤士期待今人，表现他的存心王霸和求贤若渴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