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按周时庙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文王为穆，则武王为昭，故称昭考。因此，“载见辟王”的辟王便是成王。“载”训始，助祭诸侯的朝见则在成王即位之时。成王是由周公辅佐即位的，只是名义或形式上的君主，实权则掌握在摄政的周公之手，诸侯助祭的隆重仪式当亦是周公一手策划安排，其用意自然是让成王牢记先王遗训，继承并光大先王遗业。周公极尽摄政之职，时时注意对成王的规劝乃至管教，《尚书》中的一篇《无逸》便是明证。诸侯“曰求厥章”，恐怕年幼的成王也无法应付，只能由周公作出权威性的答复。旧说《周礼》为周公所作，法度典章他当了然于胸。如此看来，《周颂·载见》的祭祀对象与《周颂·雝》不同，祭祀时的背景也大不一样。《诗经传说汇纂》所说“一以显耆定之大烈弥光，一以彰万国之欢心如一”的祭祀目的，便道出了成王新即位的时局特点与急务。

和《周颂·雝》所描写的“肃肃”“穆穆”的神态不同，《周颂·载见》重点在于描写助祭诸侯来朝的队伍，朱熹评之曰“赋”也。诗中“龙旂阳阳”四句，确实具有赋的铺叙特点：鲜明的旗帜飘扬，铃声连续不断响成一片，马匹也装饰得金碧辉煌，热烈隆重的气氛，浩大磅礴的气势，有声有色；八方汇集，分明是对周王室权威的臣服与敬意。周颂中的许多祭祀诗，是只求道出目的，不惜屡用套语，丝毫不考虑文学性的，而《周颂·载见》却安排了极为生动的铺叙，在一般说来枯燥乏味的颂诗中令人刮目相看。这也足以说明，在有助于实现政治目的的情况下，统治者不仅不排斥，而且会充分调动积极的文学手段。

诗的后半部分，奉献祭品，祈求福佑，纯属祭祀诗的惯用套路，本无须赘辞，但其中“烈文辟公”一句颇值得注意。在诗的结尾用诸侯压轴，这与成王的新即位，而且是年幼的君王即位有关。古代归根结蒂是人治社会：就臣子而言，先王驾驭得了他，他服先王，但未必即如服先王一般无二地服新主；就新主而言，也可能会一朝天子一朝臣。因此，在最高统治者更换之时，臣下的离心与疑虑往往是同时并存，且成为政局动荡的因素。诗中赞扬诸侯，委以辅佐重任，寄以厚望，便是打消诸侯的疑虑，防止其离心，达到稳定政局的目的。可见，《周颂·载见》始以诸侯，结以诸侯，助祭诸侯在诗中成了着墨最多的主人公，实在并非出于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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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颂·有客》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首诗。这是周王为客饯行时所唱的乐歌，表现了周王对来客热情招待的情形，委婉地暗示了周王对客人的希望。全诗一章，共十二句，可分三小节：头四句为第一节，言客之至；中四句为第二节，言客之留；末四句为第三节，言客之去。诗中描写了客人的贤良，主人的盛情，叙述朴实无华，语言简明扼要，情感真切热情，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廖廖数语便写尽了周王的待客之道。

《周颂·有客》作于周成王之时。在中国历史上，商汤伐桀，周武王伐纣，皆以吊民伐罪为号召，对于被灭亡的前代，并不断其禋祀。如武王克商，封微子于宋，待以客礼。微子名启，商纣王同母之庶兄，当殷之世，受封于微而爵为子，“微”为殷畿内国名。周武王改封微子于宋。其时纣子武庚尚在，故微子不得为殷后，及武庚叛周，周公辅成王诛之，于是进微子爵为公，命为殷后，以奉汤祀。宋微子来朝周，周以客礼待之。《周颂·有客》这首诗即为周成王设宴招待微子时所唱的乐歌。近人说诗，多主此说。《毛诗序》云：“有客，微子来见祖庙也。”《郑笺》云：“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子启代殷后，既受命来朝而见也。”盖谓微子来朝，助祭周之祖庙，周王于祖庙中礼见之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后也，于周为客。”可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