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繁简

韩文公作《樊宗师墓铭》曰：“维古于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此极中今人之病。若宗师之文，则惩时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作书须注，此自秦汉以前可耳；若今日作书而非注不可解，则是求简而得繁，两失之矣。子曰：“辞达而已矣。”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史记》之繁处必胜于《汉书》之简处。《新唐书》之简也，不简于事而简于文，其所以病也。
“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此不须重见而意已明。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①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②焉，少则洋洋③焉，悠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此必须重叠而情事乃尽，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书》，于齐人则必曰：“其妻疑而瞷之”，于子产则必曰：“校人出而笑之”，两言而已矣。是故辞主乎达，不主乎简。
刘器之曰：“《新唐书》叙事好简略其辞，故其事多郁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且文章岂有繁简邪？昔人之论谓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当日《进〈新唐书〉表》云：“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④。”《新唐书》所以不及古人者，其病正在此两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