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为一

《战国策》卷七秦策五(四国为一)

【提要】勾心斗角、毁谤谗陷，人与人之间总是难免这些，尤其是自己稍有功绩，免不了他人的妒忌和诽谤。如何对付他人的诬陷和谗言，如何向受蒙蔽者表白自己、消除误解，确实需要很好的头脑与口才。韩非这个阴险毒辣的家伙这次终于遇到了对手。

【原文】四国为一，将以攻秦。秦王召群臣宾客六十人而问焉，曰：“四国为一，将以图秦，寡人屈于内，而百姓靡于外，为之奈何？”群臣莫对。姚贾对曰：“贾愿出使四国，必绝其谋，而安其兵。”乃资车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带以其剑。姚贾辞行，绝其谋，止其兵，与之为交以报秦。秦王大悦。贾封千户，以为上卿。

韩非知之，曰：“贾以珍珠重宝，南使荆、吴，北使燕、出问三年，四国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宝尽于内。是贾以王之权，国之宝，外自交于诸侯，愿王察之。且梁监门子，尝盗于梁，臣于赵而逐。取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与同知社稷之计，非所以厉群臣也。”

王召姚贾而问曰：“吾闻子以寡人财交于诸侯，有诸？”对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复见寡人？”对曰：“曾参孝其亲，天下愿以为子；子胥忠于君，天下愿以为臣；贞女工巧，天下愿以为妃；今贾忠王而王不知也。贾不归四国，尚焉之？使贾不忠于君，四国之王尚焉用贾之身？桀听谗而诛其良将，纣闻谗而杀其忠臣，至身死国亡。今王听谗则无忠臣矣。”

王曰：“子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姚贾曰：“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雠不庸，文工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贾人也，南阳之弊幽，鲁之免囚，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传卖以立革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盗，而胜于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诟丑，大诽于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与立功。使若卞随、务光、申屠狄，人主岂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污，不听其非，察其为己用。故可以存社稷者，虽有外诽者不听；虽有高世之名，而无咫尺之功者不赏。是以群臣莫敢以虚愿望于上。”

秦王曰：“然。”乃可复使姚贾而诛韩非。

【译文】燕、赵、吴、楚四国结成联盟，准备攻打秦国，秦王召集大臣和宾客共六十多人商议对策。秦王问道：“当下四国联合攻秦，而我国正当财力衰竭、战事失利之时，应该如何对敌？”大臣们不知怎样回答。这时姚贾站出来自告奋勇说：“臣愿意为大王出使四国，一定破坏他们的阴谋，阻止战事的发生。”秦王很赞赏他的胆识和勇敢，便拨给他战车百辆，黄金千斤，并让他穿戴起自已的衣冠，佩上自己的宝剑。于是姚贾辞别秦王，遍访四国。姚贾此行，不但达到了制止四国攻秦的战略，而且还与四国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秦王十分高兴，马上封给他1000户城邑，并任命他为上卿。

秦臣韩非指责姚贾说：“姚贾拿着珍珠重宝，出使荆、吴、燕、代等地，长达三年，这些地方的国家未必真心实意和秦国结盟，而本国国库中的珍宝却已散尽。这实际上是姚贾借大王的权势，用秦国的珍宝，私自结交诸侯，希望大王明察。更何况姚贾不过是魏都大梁一个守门人的儿子，曾在魏国作过盗贼，虽然在赵国作过官，后来却被驱逐出境，这样一个看门人的儿子、魏国的盗贼、赵国的逐臣，让他参与国家大事，不是勉励群臣的办法！”

于是秦王召来姚贾问道：“寡人听说你用秦国的珍宝结交诸侯，可有此事？”姚贾坦承无讳：“有。”秦王变了脸色说道：“那么你还有什么面目再与寡人相见？”姚贾回答说：“昔日曾参孝顺父母，天下人都希望有这样的儿子；伍胥尽忠报主，天下诸侯都愿以之为臣；贞女擅长女工，天下男人都愿以之为妻。而臣效忠于大王，大王却不知道，臣不把财宝送给那四个国家，还能让他们归服谁呢？大王再想，假如臣不忠于王，四国之君凭什么信任臣呢？夏桀听信谗言杀了良将关龙逢，纣王听信谗言杀了忠臣比干，以至于身死国亡。如今大王听信谗言，就不会再有忠臣为国出力了。”

秦王又说道：“寡人听说你是看门人之子、魏之盗贼、赵之逐臣。”姚贾仍是不卑不亢：“姜太公是一个被老婆赶出家门的齐人，在朝歌时连肉都卖不出去的无用的屠户，也是被子良驱逐的家臣，他在棘津时卖劳力都无人雇用。但文王慧眼独具，以之为辅佐，最终建立王业。管仲不过是齐国边邑的商贩，在南阳穷困潦倒，在鲁国时曾被囚禁，齐桓公任用他就建立了霸业。百里奚当初不过是虞国一个乞丐，身价只有五张羊皮，可是秦穆公任用他为相后竟能无敌于西戎，还有，过去晋文公倚仗中山国的盗贼，却能在城濮之战中获胜。这些人，出身无不卑贱，身负恶名，甚至为人所不齿，而明主加以重用，是因为知道他们能为国家建立不朽的功勋。假如人人都像卞随、务光、申屠狄（古代隐士）那样，又有谁能为国效命呢？所以英明的君主不会计较臣子的过失，不听信别人的谗言，只考察他们能否为已所用。所以能够安邦定国的明君，不听信外面的毁谤，不封赏空有清高之名、没有尺寸之功的人。这样一来，所有为臣的不就不敢用虚名希求于国君了。”

秦王叹服：“爱卿说的在理。”于是仍让姚贾出使列国而责罚了韩非。

【评析】在中国这样一个很重视伦理道德的社会，诽谤他人最常用最狠毒的办法就是从道德上攻击他人，当过小偷、骗过女学生、出身卑贱等等，这些东西又都是过去的历史、查无实据，所以可以信口开河、极尽诬陷之能事，而且对人们的看法判断影响极大，对当事者的自尊极具威胁性。象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奸臣一样，韩非用一些无关国事的个人道德问题来污蔑姚贾，事情虽小，却能轻易地改变秦王对姚贾的信任和看法。

姚贾没有被权臣的诬陷吓倒、他也深知需要自己来表白来辩解，不然的话误解会更加严重。他首先说明了自己用珍宝结交诸侯，完全是为了秦国和秦王的利益，根本不是什么“私交”。接着列举姜太公、管仲、百里奚、晋文公的例子，说明是人才就不怕出身低。更进一步，他指出能为国出力作贡献者，并不需要虚名和清名，作为在上者，一定要有讲究实效、纳污含垢的作风和胸襟。

其实姚贾所指出的不重清名而重功利的作风正是战国时代的优点所在，那时儒家还没有列为正统，后代那种道德至上的虚骄之气还没有充斥官场，务实精神而非泛道德化为国家增添了活力、为战国时代成为中华文明的颠峰时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