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在内容上，此赋变《羽猎赋》的“序以议论，赋用叙事”为“序用叙事，赋用议论”，并运用了一种论点明确、意在辞先的罕见的作赋方法：在赋的序言中，作者便揭通过露了君王狩猎而“农不得收敛”的事实明确了全篇的讽谏立意。因此题材虽是田猎，但全文几乎未涉及田猎的本身，更不及对盛况的铺叙和及于对“盛德”的歌颂，赋的正文先通过子墨客卿之口质疑，揭示了校猎前期准备活动劳民伤农：“颇扰于农人。三旬有余，其勤至矣，而功不图。”揭露了君王这一“岂为民乎哉”的行为动用农民、军队，大肆围猎，影响生产的事实，十分尖锐地提出君王应以“养民”为准则、“动不为身”、“玄默为神，淡泊为德”。接下来，翰林主人的答辩委婉而具深意，没有就对方的质疑作正面的“解惑”，而是逐层叙述了以往三世先皇德泽在民的前功往烈：汉高祖历艰除暴，创业垂统；汉文帝险约守成，恢弘治绩；汉武帝平息边患，扩展威德。这都是为国为民，也获得了国宁民康的效验。其中，“其后，熏粥为虐。……金革之患“一段描写的是武帝时期的武功，虽然作者没亲眼见过卫青、霍去病西征的场面，但这段却以文学上的想象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卫青、霍去病征匈奴的战争场面，杀伐之气跃然纸上。
在逐层叙述了以三世先皇的前功往烈中，作者借翰林主人之口，假驳斥子墨客卿为名，以历代君王的行为为论据，一方面为了说明应法祖而治国，即治国要以文武之道，君王应该做到居安思危，另一方面则为了说明崇武也是必需的，但武功是在特定环境中才应用的。双管齐下，含蓄地表达了对汉成帝荒淫畋猎的不满。赋随后切入汉成帝这次大校猎本身，说这是为了习练武备而安排的暂时活动，皇帝是有所警惕的，继之而来的将是一个昌盛安宁的大治局面。很明显，这里作者只是表面上颂扬武功，甚至打出“胡人获我禽兽，竞不知我亦获其王侯”的招牌，而其实质还是非难而进行讽谏。只是手法上巧妙婉转一点，文意上也显得曲折起伏，耐人寻味。综而观之，全赋议论凌厉，气势逼人，以正言出微词，泼辣而有节，通过隐晦曲折的手法在歌颂汉皇朝的声威和皇帝的功德的同时蕴含讽谏，从侧面揭露了封建帝王为了满足一己之淫乐而滥用民力，荒误农工的荒唐行为，反映了作者思想上进步正直的一面显示了作者作为辞赋家的词采风发的才能，又表现出作者作为议论家的逻辑缜密、无懈可击的特色。
在艺术结构与表现手法上，此赋中史实可以征信，辞藻使用得比较恰切，词旨分明，语言精炼，作者的意旨表达得晓畅深刻，颇具可读性。

《闲情赋》是晋宋之际文学家陶渊明的赋作。这是陶渊明作品中无论风格还是思想内容都很独特的一篇，不仅一反陶渊明一向的风格，而且所表现的思想内容也不同于陶集中的其他作品。此赋描写了一位作者日夜悬想的绝色佳人，作者幻想与她日夜相处，形影不离，甚至想变成各种器物，附着在这位美人身上。全赋沿用比兴手法，情思缭绕，逐层生发，词藻华丽，变化自然，既写出美女的姿色，又写出了美人良好的品德和崇高的志趣，因此获得后人“如奇峰突起，秀出天外，词采华茂，超越前哲”的高度评价。
这篇赋作的写作时间，一说是陶渊明年轻时的作品，一说大约完成于作者任职或归隐期间。据袁行霈考证《闲情赋》是陶渊明十九岁时所作，而郭维森、包景诚《陶渊明年谱》认为作于晋太元十六年（391年）陶渊明二十七岁时。
还有一种说法：陶渊明辞州主薄不受后，在家闲居了六七年。闲居的第二年，即晋太元十九年（394年），陶渊明三十岁时，他的妻子去世，续娶翟氏。翟氏是一个贤良女子，据《南史》本传说：“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大约在诗人丧妻、再娶这一段时间内他写了《闲情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