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背景

《髑髅说》在曹植的诗文中是一篇非常奇特、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这篇文章借曹子（实际是曹植自指）与髑髅的对话抒发与天地物化的生死观。

这篇文章写曹子“游乎陂塘之滨，步乎纂秽之蔽”，在路旁边遇到了一个髑髅，即死人的头骨，便伏轼而问他：你是为国捐躯而死的呢，还是因为病而死的呢，抑或是寿终而正寝？接着阐发了“死生之说”。最后曹子告诉髑髅：“予将请于上帝，求诸神灵，使司命辍籍，反子骸形。”意思是说：我去告诉天帝让你重新回到人世间怎么样？髑髅却回答说：“何子之难语昔太素氏不仁，无故劳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便而之死，是反吾真也。何子之好劳，而我之好逸也乎？子则行矣。”意思是说：我活着汲汲惶惶，甚感劳苦，今因死而归真，你何必多事而让我再生呢？
读这篇《髑髅说》使人很自然地想到了《庄子·至乐》篇中一则“庄子见髑髅”的寓言。两者不但在创作构思、思想情趣拟人化手法等方面极其相似，即“万物一府，死生同状”；而且在情态形象的刻画上也极其相似。可以说，曹植的《髑髅说》是从《庄子》中“庄子见髑髅”的寓言演化出来的，至少说是一篇模拟之作。虽然曹植在结尾处，来了一句“夫存亡之异势，乃宣尼之所陈。何神凭之虚对，云死生之必均”，似乎回到了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模棱两可状态，然而从曹子的询问来看，“子将结缨首剑，殉国君乎？将被坚执锐，毙三军乎？将婴兹固疾，命殒倾乎？将寿终数极，归幽冥乎”，在死生困窘的状态下，诗人是很倾慕庄子的洒脱的。只是由于时代环境的不同，曹植给它注入了一些新的思想感情，那就是曲折地反映了自己的被迫害的处境和精神上的沉重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