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赏

王绩嗜酒，声称求官是“良酝可恋”。有“斗酒学士”、“酒家南董”的雅称。自撰《五斗先生传》、《醉乡记》以示其好，崇尚刘伶、阮籍、陶渊明风范。其人醉梦度一生，因酒被罢免，也因酒闻名。《过酒家》又作《题酒店壁》，共五首。

第一首感于京都无人引荐，只能一头钻进酒肆。“洛阳无大宅，长安乏主人。黄金销未尽，只为酒家贫。”唐代人喜欢饮酒，因此餐饮业特别发达，在洛阳、长安这样的大都市里，高档酒楼林立，酒筵极尽奢华。当时的大都市里，有许多胡人开的酒肆，那里不仅有胡酒，还有迷人的胡姬，贺朝在《赠酒店胡姬》就生动描写了当时的情景：“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红毾铺新月，貂裘坐薄霜。玉盘初鲙鲤，金鼎正烹羊。上客无劳散，听歌乐世娘。”在这繁华的都市消费，有多少金山银山也会被挥霍净尽，那街头的浪子不知有多少曾是“银鞍白马度春风”，“笑入胡姬酒肆中”的五陵少年。

第二首承前交待迷酒原因：“此日长昏饮，非关养性灵。”这些日子长饮不止，常酒醉不醒，但这与内在“性灵”追求是毫无关涉的。“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这两句是上两句的补充，说明不“养性灵”而“长昏饮”的原因，表面上似乎说自己昏醉不醒是随波逐流，但实际意义却正相反。“眼看”“何忍”见出其中的痛切与无奈。从人醉己也醉的酒语中，强意识迸发出“举世沉浊，不可与庄语”的愤闷和不满。从字面上反用屈原“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楚辞·渔父》）又前置“何忍”加强语气的强度，折射出一种“高情胜气，独步当时”（辛元房《唐才子传·王绩》）的清醒感。王绩身处隋末衰乱之际，在隋炀帝大业（605-618）年间，“不乐在朝”为秘书省正字，求为六合丞，目睹“豺狼塞衢路”的现实，即以俸钱，积于县门，弃官还乡，临去叹曰：“网罗在天，吾且安之！”这种“我为涸辙鱼”的危惧，正是从在人尽醉世事昏乱国将败之预感中产生的切肤之痛。因此不忍独醒蕴含求醉的矛盾苦衷，是遁世语，亦是愤世语。该诗很符合一个“长昏饮”之人的口吻，脱口而出，不假思忖，看似胸襟全敞，而一片苦闷心思，借助五绝短句促调，更显真切。既与滥行于隋末轻侧浮艳的宫体诗不同，也与初唐风靡艳丽的六朝余习有别，质朴不群的风格迥异时流，“如鸾凤群飞，忽逢野鹿，正是不可多得也。”（翁方纲《石洲诗话》）

第三首：“竹叶连糟翠，葡萄带曲红。相逢不令尽，别后为谁空。”大意是：胡酒以色酒居多，那诱人的颜色能引起人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可以联想到翠绿的竹叶，也可以想象它是舞女的绿罗轻衫；可以联想到那甜美的葡萄，也可以想象它是舞女甜美的红唇。这样的美酒佳酿要和朋友一起分享，分别后不知到哪里还能喝到，即使能喝到，一个人喝也没有什么意思。

第四首：“对酒但知饮，逢人莫强牵。倚炉便得睡，横瓮足堪眠。”大意是：喝酒但求尽兴，不要强迫别人。饮者随意，能喝多少，喝多少；想喝多少，喝多少。喝醉了，躺在酒垆间就休息，或者把酒瓮放倒，钻进酒瓮睡上一觉，在梦中继续饮酒。

最后一首：“有客须教饮，无钱可别沽。来时长道贳，惭愧酒家胡。”大意是：人活着，就为了这张脸，朋友相聚，一定要请他一醉方休。然而，千万不能忘记带钱，不能赊帐，要带足了银子去喝酒。王绩可以说是唐代第一酒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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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表明了作者的观点：饮酒是避免感知人生短暂的方法。酒是王绩一生钟爱，他常常是乘着牛车，途经酒店，闻香下车，开怀畅饮，数日不归。经常醉酒，醉了便随便倒地，醒后复饮。在王绩的诗文中，出现频次最多的，当是“酒”字，他一次次把自己灌醉。王绩在酒业上的钻研与投入不比诗歌少，为杜康立祠祭祀，尊为酒师，并且把曾经一起喝酒、酿得一手好酒的焦革也一起供奉。此外，还写下《酒经》、《酒谱》各一卷。

这首短诗前半用典，后半议论。诗以魏晋名士阮籍和隐士陶渊明的沉湎酒中之事得出人生短暂，应当及时行乐的观点。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其中还有深意。

大凡隐士，都有不得己的隐退苦衷。人类的智商发展了文明，也发展了斗争。人人都希望个性解放，王绩在争斗里看破了——没有永恒的胜利，只有暂时的羞辱。如果遁世躲避，其羞自解，其心自宽，“服食养性”、“非其力不食”，与天地自然相处，更多的是心灵深处的轻松与悠闲。隐居，饮酒，让他在精神上解放了。无欲则刚，他重新回归到了精神贵族的行列。[3] 

文学传统提供了各式各样的角色和反应，诗人可以从中挑选。只要适合自己的幻想和个性需要，他可以在利用了它们之后又把它们抛弃。在宫廷诗中，各种角色和反应受到严格的限制，蕴藏其中的创造潜力被极大地消耗了。诗歌不再起应有的创造和心理学的功用。王绩从前代诗歌中寻找新的角色和反应的解决办法，与魏征、李百药基本相同，只是他的个性把他引向另一类前代诗歌。将王绩的诗只看成“自然的”是对他的误解。他的自然是通过陶潜的模式及宫廷诗的衬托体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