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赏

据野史记载：板桥在知山东潍县期间，“值岁违歉，斗粟直钱千，板桥乃大兴工役，招远近饥民，修城凿池，以工代赈。复劝邑中大户，开场煮粥，轮饲之。尽封积粟之家，责其平粜，讼事，则右窭子而左富商。监生以事上谒，辄坐大堂，召之人，目大骂曰：‘驼钱骡有何陈乞?’或命皂卒脱其帽，足踏之，或捽头黥面，逐之出。一时豪富咸严惮之，而贫民赖以存活者则无算。后以报灾事忤大吏，罢归乡里”。
郑板桥，在1742年(乾隆七年壬戌春)，50岁的时候，铨选得范县令(兼署朝城县)，由于青少年的疾苦和贫困，因此非常同情那些逃荒的贫民。在范县的时候，就经常到民众中去，亲自询桑问麻，熟悉农事，体察下情。“布袜青鞋为长吏，白榆文杏种春城。几回大府来相问，陇上闲眠看耦耕。”就是板桥为官时的真实写照，生动地描绘出郑板桥的亲民思想。
诗为心声，诗是情与景的相融相会，又是声与情的相合相谐。由于郑板桥有机会亲身接触到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对这些人，不仅寄予了很大的同情，而且以别人不敢为的笔触，对现实中的黑暗进行了大胆、无情的揭露批判。
郑板桥在潍县任上，见到灾荒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写出了《逃荒行》，表达了对贫民的同情,同时也是对当时社会黑暗的鞭挞。郑板桥描写了灾荒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其年代是文学狱横行的年代，稍有不甚，就有可能家破人亡。为象征而象征不难，但要象征得圆融自然，象征得毫不着痕迹，寓共相于殊相，不求象征而象征的境界难。豺虎就是一个象征体，象征康乾盛世下的贪官污吏。尤其在劳动人民无吃无穷，卖儿卖女，妻离子散的情况下，欺压百姓，比真正的豺虎还可恶。
此诗同时用对比手法表达了贫民的善良，诗中刻画了一位在卖掉自己妻子、儿女的难民，在逃荒途中见到路旁哇哇啼哭的弃婴却不忍丢弃，代为抚养。同行的妇女也赶来帮忙给弃婴哺乳。相比之下，衬托出污吏与贫民在荒年的不同做法，描写当时社会的黑暗。而他本人却是当时的父母官，竟敢冒天下大不韪，岂能不得罪上司以及朝廷，最终被罢官是不可避免的了。
《重修兴化县志》卷八：“调潍县，岁荒，人相食。燮开仓赈贷，或阻之，燮日：‘此何时?俟展转申报，民无孑遗矣。有谴我任之。’发谷若干石，令民县领券借给，活万余人。上宪嘉其能。秋又歉，捐廉代输，去之日，悉取券焚之。”约此时在《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中大丞括》，并题诗其上。题诗曰：“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就连听到风吹竹叶的声音，板桥也会联想到百姓的呻吟，其眼前的一枝一叶，都化做百姓的一张张痛苦的面孔，表达了板桥对民间疾苦的关怀。
郑板桥出身于一个衰落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由于家道贫困,生活艰难，使他对劳动人民有更多的理解和同情。这一点在他的诗文书画中有非常明显的表现。也是他有别于一般封建文人、封建官僚的可贵之处。“板桥诗文，自出己意，理必归于圣贤，文必切于日用”，他主张直抒胸臆，反映和服务于现实生活。《逃荒行》便是直接反映了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生活的，颇有杜甫《三吏》、《三别》之遗风。板桥诗文，立意高远，富有情趣，通俗、易懂，恰似一股清新之风吹过文坛。

《咏梧桐》是清代郑板桥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这是一首借物喻人的诗。诗中以“扫落秋星”的梧桐所生非地，无凤凰来栖比喻有才之士所生非时，无所成就。比喻形象贴切。从诗中可以明显看出诗人对于自己或友人不平遭遇的愤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