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苏轼打破传记文学的写作常规，在《方山子传》一文中，改变介绍人物姓氏、籍贯、生卒年月、家世、生平等平铺直叙式的写作手法，而着力选取人物活动的几组有价值的特写镜头，几个表现人物性格的生活侧而，一经作者维妙维肖地刻画描摹，一个形象丰满生动，见心灵，见性格的人物便活生生地展现出来了。撷取典型事例刻画人物，是说易行难的事情，首先，典型事例如何选择，要求既要生动感人。又要能有力地表现主题。其次，典型事例的选择还要反映人物的性格、家世及主要业绩，处理不当，就会导致文章写作失败。再次，占来为人立传。被立传人多已作古，总括一生之事通盘考虑去写较有选抒余地。而苏轼笔下的方山子。人还健在，如何把握运笔尺度，是不易界定的难点，然而，这些在常人看来难于克服的困难，苏轼却应对自如。作者以其神奇熟练之笔，匠心独运，结撰出了这篇妙文。全文分四段进行叙述，层层深人地剖析了方山子其人。

第一段，作者起首一句，“方山子，光，黄间隐人也”，显得突如其来。而且立刻会生出两个疑问：其一，方山子并非人名，那么何以不露真名，何以称之“方山子”。其二，方山子是“光、黄间隐人”，他归隐的原因是何。两个问题很具吸引力。紧接着，文章以简沽的语言，概要地介绍了方山子的身世。分五层加以叙述，第一层，方山子年少时尚侠义，深为邻里推重；第二层，弃侠义而学文，欲用此有为子当世，但以“终不遇”而告终。“终不遇”三字在这里有深刻的内涵。方山子自少年开始，就心怀大志，以报效国家为己任。面对北宋政权积贫积弱，边战屡败，武备不兴的残破局面。方山子优心加焚，认为国家急需武人，因而练武行侠，团结邻里之人，希图将来有为护边事，结果愿望落空。当时的北宋统治者重文轻武，唯读书求仕，才可有所作为。方山子无奈，只得改弦更张，弃武学文。然而学成之后，依然于事无补。这位文武兼备，心怀满腔热忱。立志为国分优的爱国者，宋统治者却不予理采，皆以“不遇”相待，文中有“终不遇”三字，饱含着方山子几多甜败苦辣，可谓一言难尽；第三层，方山子苦斗一番，迎来的只有冷遇，他感到心灰意冷，对世道黑暗充满了厌烦和不展一顾的轻蔑，遂“遁于光、黄间”之岐亭；第四层，对于北宋王朝。方山子己失去信心，决心不再过问世事，专求佛事和清静，日日以步代车代马。身着百姓衣，往来于山中；第五层，方山子之谜终于揭开。因“其所著帽，方屋而高”，人们议论说“此岂方山冠之遗像乎？”，所以方山于得“方山”之名。这一段层次分明，交待清楚。言外之意层出不穷。

第二段，苏轼谪官黄州，于偶然之中，路遇方山子。原来方山于是作者的旧识，真名陈慥，字季长。老友异地相选，白然各道所以。当方山子得知苏轼今日境况时，“俯而不答，仰面笑”。短短七个字，方山子的音容笑貌宛然在目，可谓妙笔生辉，韵味无穷。承接文章第一段方山子的“终不遇”，“俯而不答，仰而笑”，以其对方山子形象生动的描摹，更深一层地揭示出方山子内心的痛苦。这种痛苦集中反映在“俯面不答”中。方山子何以不答，正是他对宋统治者极为不满和完全丧失信心，直至麻木和厌世的结果。这是抗议和愤怒的混和体。“答”而一言难尽，“不答”则“此时无声胜有声”，两相比较，显然后者的艺术效果更高一筹。着到苏轼请官的下场，方山子庆幸自己远高尘世，隐遗不仕。因而“仰而笑”。转瞬间即从年青时不得志的痛苦回忆中解脱出来，化优为喜。见到方山子家“环堵萧然，面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极大地触动了作者隐陈作痛的心，他由衷的羡慕方山子这种与世几近隔绝的清苦生活。所谓的“自得之意”，并非方山子家人的实况，面是作者与方山子产生共鸣所致。

苏轼是方山子的老友，看到如今的方山子与昔日的方山子判若两人，在强烈的对比中，很白然地会勾起他对方山子的回忆，于是文章进人第三段。苏轼在闸述方山子“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之后，着意刻画方山子往日的英雄气概。以反叙的手法，精择了十九年前，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事情如以证明：方山子精于骑射，武艺高强。一次游猎西山时，“鹊起于前，使骑逐面射之，不获”，此时，方山子“怒马独出。一发得之”，神态何等豪纵，这是一个特写镜头，以“不获”对比得之，表现了方山子“气盖世”的英雄本色。而后，方山子又与苏轼马上论兵及古今成败得失，且“自谓一世豪士”，气宇轩昂，这是第二个特写镜头，通过这两个镜头，方山子那神形兼备，通真感人的形象便展露于出来，栩栩欲活，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报国利民的的英雄，竟然落得沉沦于穷乡僻壤，终老于山谷林泉之中。朝政黑暗，世道不公，苏轼与方山子的际遇同等，两人同属“不遇”，所以苏轼文中通过这些实例的强烈对比，充分表现了对宋统治者的极端不满和怨恨，虽未直言，但字里行间饱含其意。

第四段，苏轼通过谈方山子家世，解开了疑问，方山子远离尘世，并非因为穷得无以为生或不得为官所致。恰怡相反，方山子“世有勋阀，当得官”，且“园宅壮丽，与公侯等”。出人意料的是，他却完全摒弃了这些荣华富贵，捐弃功名利禄，决然远离尘嚣，遥迹山林，自愿过起艰苦的隐居生活，原因就是由于对北宋政权极度不满和丧失了信心。苏轼这篇文章，“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面是为方山子抱不平，骨子里是在发泄对宋朝廷的愤怒，作者通篇无一宇一句愤懑之语，可字字句句都凝聚着苏轼对统治者的痛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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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论》是苏洵政论文代表作品。《六国论》提出并论证了六国灭亡“弊在赂秦”的精辟论点，“借古讽今”，抨击宋王朝对辽和西夏的屈辱政策，告诫北宋统治者要吸取六国灭亡的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六国论》的历史背景应从两个角度着眼：一是苏洵论述的六国灭亡那个历史时期的情况，借以了解苏洵立论的根据；二是苏洵所处的北宋时代的历史状况，借以明确苏洵撰写《六国论》的针砭现实的意义及其写作上的特点。

北宋建国以后，鉴于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军人乱政，因而实行中央集权制度，解除节度使的权力，派遣文臣做地方官，派官员到地方管理财政，由皇帝直接控制禁军，将地方的政权、财权、军权都收归中央。为了防范武将军权过重，严令将帅不得专兵，甚至外出作战，也必须按皇帝颁发的阵图行事。将官经常轮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致使军队没有战斗力。这样的措施虽然杜绝了军阀拥兵作乱，但是也造成军事上的衰颓。北宋建国后一百年间，北宋军队与契丹、西夏军队大小六十余战，败多胜少。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导致官僚机构膨胀和军队不断扩充。到北宋中期，官俸和军费开支浩大，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北宋政府实不限制兼并的政策，土地集中现象严重，贵族占有大量土地，社会矛盾尖锐。政治上的专制腐败，军事上的骄惰无能，带来外交上的极端软弱。到苏洵生活的年代，北宋每年要向契丹和西夏上贡大量银两以及商品。这样贿赂的结果，助长了契丹、西夏的气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极大地损伤了国力，带来了无穷的祸患。也就是说当时的北宋四周环伺，政策上求和，积贫积弱，而苏洵正是针对这样的现实撰写《六国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