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在方苞散文中，这篇是清通雅洁的代表性作品。文章记叙了一个孤儿悲惨的遭遇，读来催人泣下。
文章通过对“逆旅小子”不幸遭遇的描写，表现了作者对民生疾苦的一定关心和同情，对邻里的无关痛痒，不闻不问的态度的不满，对为民父母的官吏不给孤苦无告的人作主，视民命如草芥的官风的谴责，对康熙盛世外衣掩盖下吏治的某些阴暗角落的揭露，也反映了作者对清政府的政治制度和管理之道有一定看法。作者只用了一百余字，截取两次路过时的见闻进行叙述，首尾清楚，因果分明而又略有波澜。在叙述完孩子的遭遇后，文章似乎是略不经意地接了一句话：“叩以‘吏曾呵诘乎？’则未也。”这短短一语，貌似冷静的叙述，却将宫吏漠视民情、草管人命、玩忽职守的嘴脸暴露无遗，孩子的惨死，与其说是死于叔父的虐待，毋宁说是死于官吏的昏庸。平平十字，一腔血泪，所谓春秋“义法”，一字褒贬，于此可见一斑，其用笔的简洁令人叹为观止。这也正是最能体现桐城古文特色的地方。
正因为作者记叙这一事件的目的是在于针砭民风与时弊，所以在叙述结束后，进而展开议论。方苞说过：“依于理以达乎其词者，则存乎气。气也者，各称其资材，而视所学之浅深以为充歉者也。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材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沈潜反复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兼是三者，然后能清真古雅而言皆有物”（《进四书文选表》）。从这一原则出发，本文的议论便以六经义理为准则而展开，作者先以周礼的“乡八刑”为依据，指出古礼中以一些地方性刑罚来治理民俗的浇薄，堵塞其犯罪的道路，“使民无由动于邪恶”。管仲则进而注意到官吏的玩忽职守，逃避责任，所以还要求追究主管官员的责任，“罪皆及于所司”。文章虽未直接批评对“逆旅小子”之死负有责任的京兆尹及下属官吏，但两相对照，其意自明，文章语言既简洁，而文意又深厚。这既是唐宋古文家“熔式经诰，方轨儒门”传统的发扬，又是桐城派“清真古雅”艺术旨趣的体现。
这篇散文记叙中穿插议论，叙事脉络清楚，文笔洗练冷峻。

《左忠毅公逸事》记述了左光斗不为世人所知的几件逸事，赞美了左光斗知人的卓见和以国事为重、不计较个人生死荣辱的品格。文章通过简练的语言，塑造了左光斗这一动人的形象，体现了方文“雅洁”的特点。文章记事不杂，用笔精细，故而人物形象十分丰满。写左光斗、史可法狱中相见一段，尤为大气凛然。
《左忠毅公逸事》所处时期，正是宦官干预朝政，为祸愈演愈烈，魏忠贤设东厂，假借皇帝命令逮捕朝廷官员，排除异己，左光斗当时就站在反阉党斗争的最前列，并因此被害下狱而死。左，指左光斗。忠毅公是他死后由朝廷追赠的谥号。封建社会凡朝廷大臣或社会知名人士死后，根据他生前的表现和贡献朝廷给予“谥号”。《左忠毅公逸事》的“逸事”写的是为正史书所不记载的事，也就是散失了的事迹。这些事迹一般比较琐碎，但能说明被记者的品质、性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