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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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园中枣树》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一首哲理诗。诗人以枣树自喻，反映他为人为文的原则：枣树虽然外表不显赫张扬，但在东风吹拂中却自信成长，生机盎然；不甘让世人攀玩，但愿做大车的轮轴材料。全诗构思新颖，用笔委婉，行文流畅。

元和二年（807年）白居易由盩厔县尉迁翰林学士。次年五月，授左拾遗。一时间，诗人似乎仕途通达，春风得意，大有知遇之感。同时，也自以为有了臣世济国，一展鸿图的机会。于是他终日“食不甘味，寝不遑安”，勉力于“有阙必谏，有违必陈”。以至任职一月，既“谏纸忽满箱。”然而，他的尽忠职守，直言敢谏，并不被统治者所欣赏。宪宗皇帝就对他深怀不满。同时，他的孤傲的性格，不畏豪强的激切言论，也深遭权贵的嫉恨。因此，他常常感到苦闷和孤寂。

正如他在《长安正月十五》中写到的：“喧喧车骑帝王州，羁病无心逐胜游。明月春风三五夜，万人行乐一人愁。”从政愈久，他对黑暗的现实政治了解愈深，对权贵豪门专权，贤士才俊屈沉下僚的不合理现象就愈加不满：“悲哉为儒者，力学不知疲。读书眼欲暗，秉笔手生胝。十上方一第，成名常苦迟。”“沉沉朱门宅，中有乳臭儿。……手不把书卷，身不擐戎衣。二十袭封爵，门承勋戚资。”（《悲哉行》）《杏园中枣树》这首诗大约就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写出的。杏园，在长安城南朱雀门街东第三街通善坊，和曲江相连，为当时新进士宴游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