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

会面前，昭王已闻有“秦危累卵”之言，心个早已是悬旌不定，所以开始时便“庭迎范雎，敬执宾主之礼”、“屏左右”、“跪而请”，欲得一言而后快。面对殷殷跽请的昭王，范雄却仍保持清醒的头脑，深知此次游说的难处，“皆匡君臣之事，处人骨肉之间”，所以便欲言不言，只是“唯唯”。说客游说人主实非易事，弄不好会有生命之虞。范雎以一籍布衣的身份游说秦昭王，正如他所说“交疏言深”，这时，他对秦王的心理状况与性格特征还不十分清楚，秦王喜欢听什么，想要干什么，他还没有准确的把握。因此，他必须先加试探，察言观色。他要贡献于秦王的谋略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废逐把持朝政的以宣太后、穰侯为首的“四贵”。而秦王与他们有骨肉之亲，并且是在他们的拥立下才得以即位的。范雎明白，若稍有不慎，就会“今日言之于前，而明日伏诛于后”，落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所言甚深而交情甚浅，范雎能不顾虑吗？所以他吞吞吐吐，疑虑重重，回环往复，拖拖沓沓，而同时却又引古论今，援他况己，旁敲侧击，铺张扬厉。一方面对秦王反复进行试探，看他是否真心信任自己，是否能听从建议摆脱骨肉之亲的羁绊而自强自力；另一方面又反复申述自己对秦昭王的无限忠诚。在“何患乎”“何忧乎”、“何耻乎”的层层叙述中，对秦昭王展示自己的忠心，甚至表示“臣死而秦治，贤于生也”，好像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

待昭王说出“先生不幸教寡人乎”一语，已见其恳，范雎方才开始进言。他先引周文王与吕尚一例，得出“交疏言深”一语，因“交流”而难以“言深”，是王三问而不答的原因。范雎道出这一语后，便一发而不可收，他先以“死不足患、亡不足忧、为厉为狂不为耻”总起论说之纲，紧接着便以排山倒海之势，一路耸动和要挟，步步深入和逼进，论说开来。他列出五帝、三王、五霸、乌获、奔、育之例，表明自己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又借伍子胥一例，表白自己为使游说能行“加之以幽囚，终身不复见”也无患，若能“补所贤之主”，“同行于箕子、接舆”也是“臣之大荣”！其肺脏之言，感动了昭王。范雎认为时机已到，才真心吐露自己此行之目的：“足下上畏太后、下惑奸臣、不离保傅，终身暗惑”以至“宗庙覆灭，身以孤危”才是吾所畏、吾所忧、吾所恐耳！“臣死而秦治，贤于生也”作结，可谓卒章显志，愈显其一片赤诚和忠心。范雎雄辩之才，展露无遗。全文婉转而下，一路紧逼，言辞恳切，真挚动人。正如刘扔所评述“烦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文心雕龙·论说》）

本文在艺术上的显著特点是语言的雄辩性，文辞优美，生动而警辟。委婉说理时，真切生动，如涓涓细流，表白忠心时，铿锵高亢，一气呵成，又势如破竹。就在这滔滔的论说中，成功地勾勒了一位处事严谨，卓尔不凡，具有雄奇胆略和高超的论辩艺术的高士范雎形象，给读者的印象深刻，是《战国策》人物画廊中一个不可多得的艺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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