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第一段，文章内容结构上的“起”，叙写信之由。“去秋人还”，“人还”犹如说“墓志铭收到了”，交代之意，“蒙赐书”及撰“铭”，点明写信之由，“反复观诵”，侧面写出欧文之精采，及作者爱不释手的情景，“感与惭井”，写作者对欧阳修的感激与敬佩口惭，弓l申为自愧弗如之意，显示着敬佩之情。起首赛事二十余字，共四层意思，简洁精当，意蕴深长。

第二段，文章内容之“承”。本段承上文“撰铭之谢”展开，叙及撰写墓志铭的愈义。作者在段首即概括了本段论点：“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以史作臂，把铭志的惫义浅显地表达出来。然后，比较铭、史之异同。先言其异：史，实录善恶之行；铭，只书美善之德，有褒扬美善之义，故人恶则无铭志之撰；此其异。次言铭、史之同：社会作用相同，即替恶劝善的作用相同。“劝”，“勉励”之意。铭志，对好人是一种鼓励，美德得到彭显，流芳后世，死而无憾，活着的人，可以凭借铭志申达敬意，因此，铭志之撰，使好人，“勇于自立”；铭志，对坏人是二种警诫，一想起死后无善可述，就又愧又怕。这一段以史为臂，借助铭、史对比展开文章，深刻地阐述了铭志的“替劝之道”。

三、四自然段，文章内容结构之“转”。前一部分写的是“古墓铭之美义”；这一部分，写“今墓铭之恶弊”及纠除弊害的条件。由美而及于恶，由古而及于今，内容是为一“转”，这一“转”，其实正是内容的又一纵深发展。

第三段，谈今铭“二弊”。首先指出：今铭之恶弊是“不实”。文章从两个方面剖析了铭不得实的原因：一方面是请铭的人，一心要美誉显扬他们的亲长。于是就不根据事理本来面目撰铭，所以恶人也可以凭虚美夸粗于后世，另一方面是“立言者”，即撰铭之人，受人请托，倘写恶德，则有悖于人情，所以不得不为溢美之谥。其次，指出今铭之恶弊是“传者盖少”，能传世的铭志很少。上至公卿，下至里巷之十，大家“莫不有铭”，鲜有流传者于世是何原因，作者一语破的：“托之非人，一修之非公与是”，撰写墓志铭的人，倘非正直有德之人，撰文亦不公止与正确，一派奉承阿谈之词，就不能行世而传后了。尽管今铭之恶弊，产生有“请托者”和“立言者”两方面的原因，但作者从文学家的角度剖析问题，还是重在立言者的责任方面，因此，在文字上，本段就立言者的论述，贯穿全段；而请托者只是数语带过：这种有详有略的文字处理，也使“立言者”的论题更加突出。

第四段，承上段“立言者”的论述，这一段特别强调:立言者的素质是纠除今弊的根本条件。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须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即是说，立言者一方面要有很高尚的道德修养；一方面，又要很有文采，擅写文章，第三段曾谈及今铭二弊：一是“不实”；一是“不传”。第四段针对“不实”之弊，提出“畜道德”；针对“不传”之弊，提出“能文章”；环环相扣，论述层次严谨、周密。作者在此段先总提出“畜道德而能文章”的论点。然后再按顺序分说“畜道德”与“能文章”。

“畜道德”，言道德修养对于文章识见的影响：一是，德者必不肯受托于恶人行滋美、虚美之撰；二是道德的修养能带助人区分现象与本质的复杂表现：社会上，有内心善良而行为却有不端之嫌者；有内心奸诈。外表却具善良之象者，有其行髻恶悬而难决者；有实大于名者；有名大于实者。事物如此纷纭复杂，唯有德之上才能具有德之识，独具慧眼，看透本质，不为表像迷惑。做出正确判断。唯有德之士，才能公正不阿。不殉私情。他们笔下的铭文，才具备“公与是”的标准。

论及“能文章”，曾巩认为，辞采不美，文章不会流传于世，只有“文章兼胜”才行二胜，佳妙之谓，“兼胜”，这是文章流传的条件。最后，又总说：“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作了小结。

这一小段叙述层次是：先总说——次分说——再总说，条理清楚，结构严谨。

第五、六两段，文章内容结构之“合”。从“立言者”之论，归结至于欧阳舍人之身，盛誉欧阳修“畜道德而能文章”之贤，深谢欧阳修赐铭之德。曾巩撰此文时，这两段未始不是文章的“重头”部分，作为感谢信，作者的感激与颂扬，正是文章的重点，所以文字笔墨也用了许多。但从鉴赏角度看，倒是前几段更重要。曾巩意在写一封感谢信；而如今曾巩的“墓志铭论”或“立言论”成了重点，因此，后两段简单介绍：一是曾巩盛誉欧阳修“蓄道德”的问题：欧阳修由于一贯坚决支持庆历新政，且文章锋芒毕露，如《朋党论》、《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遂深为保守派嫉恨，制造事端。京城流言四起，谏官钱明逸据此弹劝欧阳修。指责他与甥女关系暖昧。《宋史·欧阳修传》载：“邪党益忌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欧阳修身披污名，百口莫辩，曾巩在《上欧蔡书》中，仗义执言：“乘女子之隙，造非常之谤，而欲加之天下之大贤。不顾四方人议论，不畏夭地鬼神之临己，公然欺诬，骇天下之耳目。”曾巩为此可以说是激愤到极点了，至于“废食与寝”。在这种背景下，曾巩特别推重欧阳修的道德之贤，认为欧阳修是“数百年而有”的德才兼具之士，这应视为是深有意味的，也是对流言的一种反击。

另外，曾巩盛誉欧阳修之“道德文章”，是“数百年而有者”，说的也是实话，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序》中说：“欧阳子，今之韩愈也。”韩、欧分别为唐宋两代文学运动的领袖，推动了两代古文运动的发展，并给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说欧阳修是中国文坛上“数百年而有者”。确实是句实在话，决不能视为一种吹捧。

这篇文章最大的特点行文曲折。此文作为一封感谢信，起首并不言谢字，而是纡回曲折，慢慢道来。先论及古代撰写墓志铭的社会意义，在于褒扬美善；进而论及今之墓铭的流弊，即“不实”、“不传”；在论及流弊时，特别突出了立言人的作用，提出只有立言人“畜道德而能文章”，才能格守“公”与“是”的原则，才能“文章兼胜好，从而传世；既而，又言“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世代罕有，文章至此才推出欧阳修来，盛誉欧阳修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行者，是韶所谓数百年而有者”，并深致谢意，这才说到了感谢信的正题。文章由远及近，从古及今，由虑及实，从泛论而及于欧阳修之身。曲径通幽，层层递进，正是这种“纡徐”之笔，把作者的感谢与敬佩，表达得酣畅淋漓。

《赠黎安二生序》北宋文学家曾巩所写的一篇散文作品。作者针对黎生提出的写作古文遭到时人非议讥笑一事，表明自己的见解，委婉地告诫黎、安二生不要因怕他人嘲笑就去迎合世俗，放弃原则，热情鼓励他们要有勇气走自己的路。

这是一篇应黎生之求而写的赠序，写于治平四年（1067）。黎安二生是苏轼写信推荐给曾巩的朋友。安生和黎生一同学习古文运动所批判的骈文，他们从四川拿着自己的文章来京师就正于曾巩，也是“以文会友”之意。不久后，黎生补任江陵府司法参军。行前，曾巩应黎生、安生之请，写了这篇著名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