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久中丞被害

江宁邓子久中丞（尔恒）以翰林为云南道员，济擢藩司。咸丰十年十月升授贵州巡抚，未及赴任，明年春，调陕西巡抚。

是时，徐之铭抚云南，纲纪废弛，回寇与营将勾通为患。之铭非但不能禁遏，又从而党庇之，浸遂为所挟制。副将何有保者，始亦为之铭私人，既而党羽日众，势焰纵横，作恶多端，之铭亦无如之何。凡滇中大小官员，以升调病休出境者，有保辄遣其党追之境上，尽劫其宦囊以去，无敢与校，皆以得出虎穴为幸。有保等恃此为生涯者数年矣。中丞之将赴黔也，行李马驮中途被劫，中丞声称俟到京参奏。

适调陕抚，行至曲靖，借居府署。何有保闻有参办之言，密嗾其党史荣、戴玉堂夜率练众，拥入署中，戕害中丞。所携衣物旅费，搜括无遗。于是遐迩纷传：之铭以中丞久任云南司道，知其阴事，恐中丞一入都而其劣迹尽闻于朝也，故密讽何有保害之。之铭亦奏中丞被戕之事，大致称：“邓尔恒由滇赴陕，经臣派拨兵练护送，行抵曲靖，在府署偏院居住。署知府唐简等素知府署不甚严密，欲派兵练巡查，邓尔恒自称行李无多，不须防卫，仅留两仆在内伺候。是夜窃贼李宝逾垣而入，邓尔恒闻院内有贼，亲自堵门喊捕。

李宝素恨邓尔恒，闻其在内，遂与其伙党一拥而入，遽将邓尔恒杀害。该府闻警，传集兵役拿获各犯，即经就地正法”等语。并将曲靖文武原禀钞呈。文宗谕旨云：“邓尔恒在曲靖府署居住，知府唐简等既欲派兵练巡查，何以辄复中止？窃盗拒捕伤人，固属常有之事，惟邓尔恒系属人员，何以亲身堵门？即谓该犯李宝系因怀恨，故将该抚杀害，然昏夜之中，何以知堵门喊捉之人，即系该抚？且知李宝之杀该抚，实为挟仇起见？在场各犯既已就获，该府等自应迅速解省听候审办，何以邃将各犯正法，以致无可质对？邓尔恒既留两仆在内，则被害情形均应目击，何以并未取有供辞？曲靖文武原禀，种种情节支离。徐之铭并未驳斥，辄行入奏。以大员被戕之案，并不彻底严究，草率了事，实堪诧异！新任总督刘源灏已谕令赶紧前往云南，着将邓尔恒被害情形密速访查，据实具奏，务期水落石出，不准稍存徇隐消弭之见。钦此。”源灏竟不敢赴滇，迁延半年，中途乞病而归。

台谏交章论列，前任总督张亮基亦疏劾之铭。奉穆宗谕旨云：“邓尔恒被戕之案，日久未予查办，亦无以彰国宪。着张亮基迅速驰赴云南，督办军务，将徐之铭先行撤任，并将邓尔恒被戕之案彻底根究，按律惩办。何有保父子如此跋扈，必须设法剪除。又宜防其设计暗害。钦此。”

于是，复起江宁潘忠毅公（铎）于家，驰往查办。先是戴玉堂等既害中丞，掠其行装，何有保以其隐匿赃物，执缚玉堂，拷打甚酷，玉堂气忿潜逃。嗣闻潘公查办之信，同治元年闰八月，纠党夜攻何有保，杀之。史荣、戴玉堂旋皆被潘公拿获，研讯各情，供认不讳，即予正法。潘公据实复奏，并称讯据各犯供称徐之铭并无知情徇纵情事，但以疏于防范，请交部议处；何有保仍戮尸枭示，以儆凶残。遂由此结案。然谓之铭并不知情，世多疑之。潘公或自以万里孤踪，威惠尚未周浃，而之铭在滇日久，私党蟠结，骤难参撒，既须与之共事，不得不为之湔祓，以安其心欤。然余谓何有保等本无甚伎俩，并非难除之贼，一闻潘公查办，其党即自相攻击，而之铭安坐两年，置之不理。

律以春秋诛心之法，虽之铭实不知情，谓之知情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