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这是一首充满诗人对生活的真切体验的哲理诗，因而写得兴会淋漓，有着一种真挚而浓烈的感情力量；哲理与诗情又是通过形象化的手法表现出来的，因而述理、明志、抒情在具体的艺术形象中实现了完美的结合。

诗中“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作者从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观点出发，否定了神龟、腾蛇一类神物的长生不老，说明了生死存亡是不可违背的自然规律。“犹有”和“终为”两个词组下得沉着。而“老骥”以下四句，语气转为激昂，笔挟风雷，使这位“时露霸气”的盖世英豪的形象跃然纸上。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笔力遒劲，韵律沉雄，内蕴着一股自强不息的豪迈气概，深刻地表达了曹操老当益壮、锐意进取的精神面貌。“壮心不已”表达了要有永不停止的理想追求和积极进取精神，永远乐观奋发，自强不息，保持思想上的青春，曹操以切身体验揭示了人的精神因素对健康的重要意义。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表现出一种深沉委婉的风情，给人一种亲切温馨之感。全诗跌宕起伏，又机理缜密，闪耀出哲理的智慧之光，并发出奋进之情，振响着乐观声调。艺术风格朴实无华，格调高远，慷慨激昂，显示出诗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热爱生活的乐观精神。

人寿命的长短不完全决定于天，只要保持身心健康就能延年益寿。曹操所云“养怡之福”，不是指无所事事，坐而静养，而是说一个人精神状态是最重要的，不应因年暮而消沉。这里可见诗人对天命持否定态度，而对事在人为抱有信心的乐观主义精神，抒发了诗人不甘衰老、不信天命、奋斗不息、对伟大理想的追求永不停止的壮志豪情。

《龟虽寿》更可贵的价值在于这是一首真正的诗歌，它开辟了一个诗歌的新时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汉代人的思想禁锢了三四百年，弄得汉代文人不会写诗，只会写那些歌颂帝王功德的大赋和没完没了地注释儒家经书，真正有感情，有个性的文学得不到发展。直到东汉末年天下分崩，风云扰攘，政治思想文化发生重大变化，作为一世之雄而雅爱诗章的曹操，带头叛经离道，给文坛带来了自由活跃的空气。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身边聚集了“建安七子”等一大批文人，他们都是天下才志之士，生活在久经战乱的时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慷慨激昂。正如《文心雕龙·时序》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慨而多气也。”尤其是曹操，鞍马为文，横槊赋诗，其诗悲壮慷慨，震烁古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种充满激情诗歌所表现出来的爽朗刚健的风格，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曹操是最突出的代表。千百年来，曹操的诗就是以这种“梗慨多气”风骨及其内在的积极进取精神，震荡着天下英雄的心灵。也正是这种可贵特质，使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闪灼着夺目光彩。钟嵘将曹操置于下品，主要是嫌其“古直”而少文彩，殊不知曹操这样一位豪气盖世的英雄，是不屑于雕章啄句的。钟嵘六朝时人，当时文学之士很讲究文彩华美，所谓“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钟嵘对曹操的评价过低，显然是时代风气使然。我们知道，任何文学－－包括诗歌在内，文彩较之内容，毕竟是第二位的。关于曹操的文学地位，过去常为其政治业绩所掩，而不为人重视，其实，他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是有卓越贡献的人物，特别对建安文学有开创之功，实在是应当大书一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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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蒿里行》是汉末文学家曹操的诗作。此诗是借乐府旧题写时事，内容记述了汉末军阀混战的现实，真实、深刻地揭示了人民的苦难，堪称“汉末实录”的“诗史”。诗人运用民歌的形式，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不仅对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元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全诗风格质朴，沉郁悲壮，体现了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豪迈气魄和忧患意识，诗中集典故、事例、描述于一身，既形象具体，又内蕴深厚，体现了曹操的独特文风。

东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死，少帝刘辩即位，何进等谋诛宦官，不成，被宦官所杀；袁绍袁术攻杀宦官，朝廷大乱；董卓带兵进京，驱逐袁绍、袁术，废除刘辩，另立刘协为帝（献帝），自己把持了政权。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袁术、韩馥、孔伷等东方各路军阀同时起兵，推袁绍为盟主，曹操为奋威将军，联兵西向讨董卓。然而这支联军中的众将各怀私心，都想借机扩充自己的力量，故不能齐心合力，一致对付董卓。当董卓领兵留守洛阳以拒关东之师时，各路人马都逡巡不前，惟恐损失了自己的军事力量。据史载，当时无人敢于率先与董卓交锋，曹操对联军的驻兵不动十分不满，于是独自引领三千人马在荥阳迎战了董卓部将徐荣，虽然战事失利，但体现了曹操的胆识与在这历史动荡中的正义立场。不久，讨伐董卓的联军由于各自的争势夺利，四分五裂，互相残杀起来，其中主要的就有袁绍、韩馥、公孙瓒等部，从此开始了汉末长期的军阀混战，造成人民大量死亡和社会经济极大破坏。此诗即是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