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卜居》篇中写屈原被放逐，“三年不得复见”，为此心烦意乱，不知所从，就前去见太卜郑詹尹，请他决疑。屈原先述世道不清﹑是非善恶颠倒的一连串疑问，然后詹尹表示对这些疑问“龟策诚不能知事”，只好说“用君之心，行君之意”。显然，《卜居》并非真的问卜决疑之作，只不过设为问答之语，以宣泄作者的愤世嫉俗之意而已。篇中多用譬喻，如“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等，形像鲜明，而且音节嘹亮，对比强烈，体现了激愤的情绪。就形式而言，《卜居》全篇用对问体，凡提八问，重重叠叠而错落有致，决无呆板凝滞之感。

《卜居》记述了屈原对人生道路的坚定选择，显示了一位伟大志士身处黑暗世道的铮铮风骨。也许因为构成全文主体的，乃是诗人自己言论的缘故吧，后世往往又直指其作者为屈原。即使是伟大的志士，也并非总是心境开朗的。不妨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他们的个人遭际，关联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所以心中反而更多不宁和骚动。其痛苦、愤懑的抒泻，也带有更深切的内涵和远为强烈的激情。屈原正是如此。当他在《卜居》中出现的时候，已是强谏遭斥、远放汉北的“三年”以后。“忠而被谤”，能无哀愤？“既放”在外而找不到报效家国之门，能不痛苦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此文开篇描述他往见郑詹尹时的神思萧散之状，正表明一种怎样深切的痛苦和骚动，在折磨着这位哲人的心灵。

这痛苦和骚动的展开，便是构成全文主体的卜问之辞。篇目题为“卜居”，可见卜问的是有关安身立命的大问题。而当诗人发出“宁……将……”的两疑之问时，显然伴随着对生平遭际的庄肃回顾。因而诵读这节文字，只有联系屈原的崎岖经历，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其间的情感推涌和涨落。

“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这庄严的回顾，似于是从青年时代的修身立业开始的。思绪悠悠却又突兀而问，平静中带着自信，突兀中夹几分焦虑，表现的是一种志在兴邦，而急于有所作为的青年之思考和选择。接着的“吾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权贵）以成名乎？”则又情绪激昂起来，于自信中汩汩涌腾出一派傲气——正如屈原在《九章·橘颂》中就骄傲表述的，他“苏世独立”、“廓其无求”，誓志靠自己的“力耕”，来实现“诛锄”天下“草茅”的壮愿，而决不愿向腐朽的权贵攀附、折腰。这便是青年屈原，在踏上楚国政坛前夕所作出的人生选择。这与当时的许多纨袴子弟，为了实现个人对名位、富贵的企盼，而奔走钻营于王公大人府邸，构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

到了“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句的跳出，屈原的思绪，大抵已回顾到他担任楚怀王左徒时期。当时，诗人正以“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离骚》）的满腔热忱，投身于振兴楚国、改革朝政的大潮之中，同时也就与朝中的旧贵族势力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卜问中由此滚滚而发的两疑之问，正成了这一冲突景象的惊心写照：一边是屈原的“竭知尽忠”，“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的“竞进贪婪”，不惜走后宫“妇人”（怀王之妃郑袖）的门路，以“哫訾栗斯”的阿谈献媚，换取权位和私利。一边是屈原“廉洁正直”，为楚之安危强谏怀王，甘冒“正言不讳以危身”之祸；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突梯滑稽”（圆滑讨好）的巧言令色、颠倒黑白，向屈原施以中伤和谗毁。屈原的遭受迫害和被怀王暴怒“放流”，就正发生在这十数年间。当诗人回顾这一段遭际时，胸中便充塞了无量的悲愤。两疑式的发问，因此挟带着怫郁之气排奡直上，正如阵阵惊雷碾过云霾翻沸的夜天，足令狐鬼鼠魅为之震慑。两种绝然相反的处世哲学的尖锐对立，在这节铺排而出的卜问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

在如此尖锐的对立中，屈原的选择是孤傲而又坚定的：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为国为民的献身之路，愿效“骐骥”的昂首前行和“黄鸽”的振翮高翥，而决不屑与野凫“偷生”、与鸡鹜“争食”！但这选择同时又是严峻和痛苦的，因为它从此决定了屈原永不返朝的悲剧命运。忠贞徙倚山野，邪佞弹冠相庆，楚国的航船触礁桅折，楚怀王也被诈入秦身死！处此“溷浊而不清”的世道，诗人能不扼腕啸叹？文中由此跳出了最愤懑、最奇崛的悲呼之语：“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佞的嚣张、朝政的混乱，用“蝉翼”的变轻为重、“瓦釜”的得意雷鸣喻比，真是形象得令人吃惊！全篇的卜问以此悲呼之语顿断，而后发为“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的怆然啸叹。其势正如涌天的怒浪突然凌空崩裂，又带着巨大的余势跌落。其间蕴蓄着这位伟大志士，卓然独立、又痛苦无诉的无比哀愤。

这就是构成《卜居》主体的卜问之辞，从形式上看，它简直就是一篇直诘神明的小《天问》。但由于《卜居》所问，均为诗人身历的现实遭际，其情感的抒泻就不像《天问》那般舒徐，而是与自身奋斗道路的选择、蒙谗遭逐的经历一起，沸涌直上、翻折而下，带有了更大的力度。其发问也不同于《天问》的一气直问，而采取了“宁……将……”的两疑方式，在对立铺排中摩奡震荡，似乎表现出某种“不知所从”、须由神明决断的表象。但由于诗人在两疑之问中寓有褒贬笔法，使每一对立的卜问，突际上都表明了诗人的选择立场。如问自身所欲坚守的立身原则，即饰以“悃悃款款”、“超然高举”、“廉洁正直”之词，无须多加探究，一股愿与慨然同风的正气，已沛然弥漫字行之间。对于群小所主的处世之道，则斥之为“偷生”、“争食”，状之为“喔咿儒儿”、“突梯滑稽”，那鄙夷不屑之情，正与辞锋锐利的嘲讽勃然同生。与对千里之驹“昂昂”风采描摹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对与波上下之凫“氾氾”丑态的勾勒——其间所透露的，正是对贵族党人处世哲学的深深憎恶和鞭挞之情。明睿的“郑詹尹”对此亦早已洞若观火，所以他的“释策而谢”，公然承认“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也正表达了对屈原选择的由衷钦佩和推崇。

寓诗人的选择倾向于褒贬分明的形象描摹之中，而以两疑之问发之，是《卜居》抒泻情感的最为奇崛和独特之处。正因为如此，此文所展示的屈原心灵，就并非是他对人生道路、处世哲学上的真正疑惑，而恰是他在世道溷浊、是非颠倒中，志士风骨之铮铮挺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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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父》出自《楚辞》，东汉文学家王逸认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是屈原在被流放后，政治上被迫害，个人人生遇到了一种困顿，处在困恶之境下创作出来的作品。茅盾《楚辞与中国神话》和郭沫若《屈原研究》认为非屈原作品，而是屈原的学生宋玉或战国时期楚国的人而作。蔡靖泉《楚文学史》亦引以上观点。主张各异，但说服力似还不充分。 也有人力主《渔父》《卜居》为屈原之作，如朱熹、洪兴祖、王夫之等。

今人姜亮夫在《屈原赋校注》《楚辞今绎讲录》《屈原赋今译》诸书中亦反复的论证，认为是屈原作品。《渔父》与《卜居》可看做是姊妹篇，《卜居》偏重于对黑暗政治的揭露，《渔父》则主要表明自己的高尚品德。两篇都是以问答的方式表现的。渔父是一位避世隐身、钓鱼江滨的隐士，他劝屈原与世俗同流，不必独醒高举，而诗人则强调“宁赴湘流，葬于江鱼腹中”，也要保持自己清白的节操，这种精神与《离骚》中“虽体解吾犹未变”的精神是一致的。

全文中的人物有两个——屈原和渔父。全文采用对比的手法，主要通过问答体，表现了两种对立的人生态度和截然不同的思想性格。全文四个自然段，可以分为头、腹、尾三个部分。文章以屈原开头，以渔父结尾，中间两个自然段则是两人的对答，处处体现了道家的哲学思想。其中“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思想对后世道家道教影响极大。

《渔父》的写作背景，按司马迁本传和东汉文学家王逸的说法，大约是在楚顷襄王执政时期，屈原遭到流放，政治上遭到重大打击，个人和楚国面临着厄运的情况下，诗人心情忧愤苦闷，来到汨罗江畔，边行边吟而成的。《渔父序》在末尾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为楚人因怀念屈原而收集整理屈原之诗词互相传赠。这说明《渔父》在秦汉以前已经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