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形象

屈原在《离骚》中，成功地塑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形象丰满、个性鲜明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体现了屈原的伟大思想和崇高的人格。

首先，这是一位杰出政治家的形象。他有明确的“美政”思想，这与屈原改革弊政，联齐抗秦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其最终目的是要“及前王之踵武”，使历史上曾兴旺发达的“三王”政绩发扬光大。亦即由楚国统一天下，使百姓安居乐业。“美政”思想的实质是要巩固楚王的统治，它充满了儒家美好政治的色彩，体现了儒家“民本思想”的要求，屈原不但有美政理想，也有实现它的具体办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君明臣贤”。要有好的国君，还要有忠于国君并且有才干的大臣加以辅佐，君臣和谐才能成功。因而他歌颂“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他极力主张选贤任能，赞美古代贤君“举贤而授能”，称颂“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今，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同时他还主张废斥群小，这也是实现“美政”的重要保证。他在诗中极力揭露群小的罪恶，正是出于这种想法。他还主张“循绳墨而不颇”，强调以法度治国。他为此奋斗终生，充分显示了这一形象的政治家风度。

这一形象还体现了诗人勇于同黑暗腐朽势力作斗争的精神。诗人清楚地知道，楚国的不幸命运，以及诗人自己的不幸遭遇正是楚廷群小造成的。诗人对之极为愤恨，因而不遗余力地反复加以揭露和抨击，斥责他们“好蔽美而称恶”，竞进贪婪，嫉妒成性，朋比为奸，随波逐流，黑白颠倒。诗人还揭露了楚君的过失，说他反复无常，荒唐糊涂，宠信奸臣，疏远忠良，善恶不辨，致使诗人的“美政”理想落了空。显示了诗人同黑暗势力的勇敢斗争精神。

这一形象也是追求光明和真理的美好形象，体现了诗人坚持正义的刚毅不屈的伟大精神。他坚信真理和正义的存在，虽然“路漫漫其修远兮”，但他始终是“上下而求索”。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他的高洁的品格，他的超群拔俗的崇高理想，都“不同于今之人”，因而招致“谣诼”诽谤，遭受种种迫害打击。在这种情况下，连他亲近的人都劝其随俗浮沉，不要“博謇好修”。可是，诗人却在诗中反复申明他决不能随波逐流的态度。在打击和迫害面前决不动摇，岿然如山，坚强不屈。诗中描写屈原三次求女嬃虽然失败了，但他仍然不懈地探索真理，寻求志同道合者，这种对光明和真理的追求与热爱的精神，正是他终生奋斗的力量源泉。这种精神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极深远的。

诗人还通过这一形象，描绘了诗人自己思想感情的波澜，诗人把自己描绘成浑身披覆着香花和美玉的洁身好修，幽美芳香，妩媚奇特的超人，用来象征其纯洁高尚的内在美质。屈原内在美质的表现，最感人的就是他那强烈而真挚的爱国主义精神。诗人自幼就立下为国尽忠的理想，他为此自修美德和才能，祖国被“党人之偷乐”搞得“路幽昧以险隘”，他为之而伤心，他一再表白“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他为祖国的前途而忧心忡忡。他被群小打击迫害而离开了政治舞台，但他始终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虽然为自己不幸的命运而痛苦忧伤，但他更关心的是国家和君王，他始终系心怀王，不忘楚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凭着屈原的杰出才能，他投奔别国也许会成为将相高官，但它否定了一切离楚远游的想法，非常形象，非常真挚地表现了屈原那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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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汉代以后，后世文人无不对屈原推崇备至。究其原因，似可归功于屈原那砥励不懈、特立独行的节操，以及在逆境之中敢于坚持真理、反抗黑暗统治的精神。屈原的遭遇是中国封建时代正直的文人士子普遍经历过的，因此，屈原的精神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西汉贾谊因为才高受嫉，谪迁长沙，作《吊屈原赋》，以屈原自拟。司马迁向以“立德、立功、立言”自励，“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报任安书》），却惨遭宫刑，司马迁从“屈原放逐，著《离骚》”的事迹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完成了《史记》的撰述。梁代钟嵘《诗品》说李陵的诗作“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陶渊明《感士不遇赋》：“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感哲人之无偶，泪淋浪以洒袂。”直是把屈原的旨趣当作自己的行为准则。唐代诗人李白豪迈地宣称：“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的很多作品也同屈原的《离骚》一样，往往大量编织神话传说、日月风云和历史人物，构成具有象征意义的雄奇图画。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忧国忧民的精神，也与屈原有渊源关系，他在《戏为六绝句》中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声称不仅要学习屈原作品的文采，而且要学习屈原作品的思想内容。特别是在外族入侵、国破家亡的紧急关头，爱国志士们多以屈原的气节来鼓励自己。南宋词人刘克庄在金人入侵的形势下，写诗颂扬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示自己决不投降敌国的坚定信念。他在《屈原》一诗中说：“芈姓且为虏，累臣安所逃。不能抱祭器，聊复著《离骚》。”

在现代文学史上，受屈原精神影响的作家更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战国之世……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五四运动”前后，鲁迅艰难地探索着中华民族前进的方向，1926年出版《彷徨》时引《离骚》诗句作为书前的题词：“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显示出屈原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对鲁迅的巨大影响。可以说，哪里有士子之不遇，哪里有节操之坚执，哪里就有屈原的英魂。屈原精神既是安顿历代文人士子痛苦心灵的家园，也是砥砺志士仁人坚贞操守的金石。

屈原的艺术创造，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对后世的文人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诗经》为代表的“风”和以楚辞为代表的“骚”，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奠基石和古典诗歌的两个最高标准。汉魏以后，以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概称楚辞，晋郭璞《山海经注》引用《天问》、《远游》，都称《离骚》；刘勰《文心雕龙》有《辨骚》一篇，所论包括全部《楚辞》作品。梁代萧统《昭明文选》列“骚”类，包含《离骚》、《九歌》六篇、《九章》一篇、《卜居》、《九辩》五篇、《招魂》、《招隐士》。朱熹《楚辞集注》卷一到卷五总称《离骚》，包括《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七篇。《续离骚》包括《九辩》、《招魂》、《大招》、《惜誓》、《吊屈原赋》、《鵩鸟赋》、《哀时命》、《招隐士》。其他像明吴仁杰《离骚草木疏》、明黄省曾《骚苑》、明张之象《楚骚绮语》、清贺宽《饮骚》等书，都是就全部楚辞而言的，《离骚》已经成为楚辞的代名词，“骚人”也成为诗人的代名词。王逸《楚辞章句》：“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刘勰《文心雕龙》：“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快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亦不复乞灵于长卿，假宠于子渊矣。”蒲松龄侈谈鬼神花妖，很受屈原的影响，他在《聊斋自志》中说：“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罔两见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他所抒发的坚贞怀抱和有志不得伸的愤懑，以及所用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也和屈原相类。

屈原的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辉煌成就，为全人类提供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他也赢得了世界文化巨人的光荣称号，1953年，屈原以诗人身份同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文学家拉伯雷、古巴作家和民族运动领袖何塞·马蒂一道，成为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他的作品在公元前7世纪传入日本，19世纪开始传入欧洲，现已有英、法、德、俄等多种国家文字的译本。